所以很多家里都空荡荡，什么家具没有，有的真是桌子和板凳都没有，全部拉去炼钢啦。隔壁吴家村就是这样，吴阎王就是典型，还收到公社表扬，他们大队社员家里绝对是空荡荡，柜子，桌子，凳子肯定没有，有的家里床的都没有，都是泥巴堆成一个床，将就着睡觉，他们社员家里没有任何财产，锅碗瓢盆都全部充公啦。
有一次吴阎王对着上级要放卫星，就是100个炉子都冒火，连续烧七天七夜。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，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，瞌睡了就打个盹。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，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，检查团发现就要“炒铁蛋。”
“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分子围成一圈，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，这边踢一脚，那边打一拳，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。
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，被别人揭发。为了杀一儆百，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，吴阎王带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，打的鼻青脸肿。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，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，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。
五八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，红薯又多又大，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。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，庄稼丰产不丰收。没收上来粮食，食堂没了家底，人们就吃不饱了，
秋天又下了连阴雨，红薯沤烂在地里，也没晒红薯干。豆荚炸口豆子发芽，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。
今年现在大家都后悔，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！可是当时没办法，壮劳动力必须全部去炼钢，家里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和孩子，连锄头和钉耙都拿去炼钢了，想干活都找不到东西。
再说大锅饭严重损害大家的积极性，大家都在家呆着，谁去干活，反正是人民公社，干不干都有吃的。而且放开肚皮吃，吃饱搞生产。谁关心地里的粮食。
大炼钢要木材啊，木柴树段烧光了，公社所有能看到的树全部砍光，山都变成光秃秃的，就是小树苗都砍光拿去炼钢烧火了。
后来实在没树砍啦，公社就组织农民去方山煤矿担煤。从浮山到方山60多里路，全是山里，按道理没有去吧？
事实相反，大家都争着抢走去，不是大家积极高，是因为路上有吃的。
一路上都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罐子，走到那里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，一路下来，可以吃的饱饱，你在公社干活，反而没有出去吃的饱，那时候外面全部都是吃的，根本没人管。。
到了五八年的冬天，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，外径有两米到三米，内径有一米到两米，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。
因为缸渣不够了，就砸农民家的瓷碗，每家没人只有留一个碗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，稍微慢一点，就被干部收走了，然后就得想办法自己找家伙吃饭了。
三爷一边说一边感慨，李田书记人不错，没有那么疯狂的强制征收，只是让大家自愿上缴，要说碰到吴阎王那种，那真的到了八辈子血霉啦。
五九年春收麦子收成不错，可还是那是“浮夸风”最盛行的时候，当时实行统购统销，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。因为虚报的产量高，上缴的小麦也多，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。那时候大家都拼命往高里报产量，亩产千斤亩产万斤比比皆是。
那个时候各个大队书记最怕开会，大家都按照虚报的产量，把粮食拉倒公社上缴公粮，然后上级一下子把公社上缴粮食全部收走了。
公社没有粮食啦，但是公社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也要吃饭啊，于是公社就会打大队主意，开会让每个大队书记报余粮，哪个大队书记第一个报产量必定倒霉。
因为你报亩产小麦200斤本来就有虚头，后报的生产队长肯定要一个比一个报的多报的高。
先报产量的生产队长就是落后分子，要被“扫暮气”，就是拿扫帚往他身上打扫。这还是温柔客气的。
还有“过筛子”，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中间，一圈人围着推搡来推搡去，推的你站立不稳直跌跟斗。
折磨人的还有“坐飞机”，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板凳上，屁股撅起来，两只胳膊向后伸着，一圈人围观监督。时间长了姿势不标准，下边一踢凳子，摔你个人仰马翻鼻青脸肿。
大队书记报了余粮数量，公社就要来征收余粮，一般是按照比例征收大队余粮。你报的余粮多，那就对不起了，那就交粮食啦。
所有大队把公社的余粮交了之后，社员们才能开始分粮食。很多社员春天也没分到多少粮食，很多生产队还欠公社的粮食呢？
白鹿大队运气还不错，李田不够狠，千方百计还给大家留了一点，那时候白鹿村每人口粮将近百斤，这个在全县都是寥寥无几。加上山里里面都很多豆子都没有上缴的，把豆子磨成豆腐，搀到稀面条汤锅里，再和点面，看着稠乎乎的。
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。那一年白鹿大队不少人都娶到老婆了，就是因为白鹿大队可以吃的饱点，人家女人都愿意嫁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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